在中國，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名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作為地質行業(yè)的第三代子弟，從小到大耳濡目染了地質隊員常年駐守野外的工作模式，想當然的以為我們的行業(yè)一直都是這個樣子的。直到讀了亞洲卓越新聞獎獲得者、國內一流的紀錄文學大師張泉先生的著作《荒野上的大師》，才知道了民國時期的丁文江、翁文灝、謝家榮等地質先行者的名字，才知道了習以為常的田野地質工作原來有這樣傳奇的來路。

    整本書的內容看起來感覺“熱辣滾燙”，我一次次忍不住淚目，在書中記下無數(shù)標記與感嘆！民國混亂又苦難的背景里，一個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從那個塵土飛揚的年代活生生地走到了我的面前。蔡元培、梁啟超、馮熙運、張伯苓，這些大名鼎鼎的歷史人物，竟然都幫助過民國時期的“地質調查所”。而我們語文課本里的“熟人”魯迅先生首先正經(jīng)學的是開礦。他和同學合著的《中國礦產志》還是當時國民的必讀書?；赝?0世紀初的中國，現(xiàn)代科學還是一片待開墾的荒野。在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歲月里，卻有一大批科學工作者，在吃穿用度什么都是重重困難、連生命都岌岌可危的亂世，用中國科學人的錚錚鐵骨在世界上硬剛出了中國人的科學成就。

    翁文灝的《地質學講義》、謝家榮的《甘肅玉門石油報告》《石油》、丁文江的《中國礦產志略》，地質學的一系列學術成就在內憂外患、國土淪喪之際先后粲然出世，在侵略者極盡所能的抹黑我中華歷史、否定我中華文化、貶低我中華兒女血脈之時，一介書生用瘦弱的雙肩扛起了民族尊嚴，向世界證明“我們絕非下等民族”。

    丁文江從英國學成歸國，面對中國地質調查幾乎一片空白的狀況，背起地質錘、羅盤和放大鏡，獨自一人深入山西、云南、貴州、四川等地的崇山峻嶺中，進行動輒數(shù)月經(jīng)年的地質考察，行程幾萬里全靠一雙腳。他以近乎苦行僧般的研究方式，留下了中國科學家系統(tǒng)田野調查的第一串腳印。

    地質先輩于亂世荒野之中培養(yǎng)起了中國第一代地質人才：李四光、謝家榮等都曾跟隨丁文江在野外摸爬滾打。他們的田野研究之路，渾身泥濘、狼狽不堪，卻是文明的拓荒者，用腳步證明了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蘊藏著無盡的礦產資源。1922年1月，他們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并提交了4篇論文，8月就被吸納進了國際地質學會。中國地質學的異軍突起給中國人在世界上帶來了尊嚴之光。

    丁文江開創(chuàng)的田野工作方法成為中國地質學界最寶貴的遺產之一。他一改中國文人自視高貴、輕視勞動的舊習，傳遞了一種吃苦耐勞的科學精神和研究方法。胡適盛贊他“這樣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現(xiàn)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這和我們新中國成立后地質行業(yè)“以獻身地質事業(yè)為榮、以艱苦奮斗為榮、以找礦立功為榮”的“三光榮”精神；“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zhàn)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的“四特別”精神一脈相承。

    我的外公是地質隊的鉆機機長，他以鐵人王進喜為榜樣，從不提地質鉆探工作的辛苦，只是默默在野外奉獻了自己；我的母親參加過地質隊的女子鉆機，以瘦弱的肩膀扛過鉆桿，為山上施工的地質隊員挑過熱騰騰的飯菜；我的父親是70年代西北大學地質系的大學生，趕上了地質行業(yè)最火熱的年代，他用青春與研究精神丈量了陜西秦嶺的各個礦脈，成為陜西地礦的地質專家、全國勞動模范，被業(yè)內人士稱為“秦嶺活地圖”。成長在這樣的地質家庭，從小我就知道地質人的辦公室在大山里，地質人的心血成就與牽掛都在大山里。雖然現(xiàn)在單位從陜南遷到了關中平原，但至今只要我看到、走進大山就會有回家的踏實感，和被親人擁抱的溫暖。《荒野上的大師》讓我聽到了跨越了一個世紀的召喚，讓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地質人精神血脈的傳承。

    《荒野上的大師》還原了一代中國科學人的科學探索歷程——將現(xiàn)代科學的研究范式引入中國，將實證精神植入學術傳統(tǒng)。100年前，丁文江在西南山區(qū)踏出的第一步開啟了中國科學人新世界的大門，這扇科學的魔法之門從此再未關閉。丁文江們在荒野中播下的科學種子已經(jīng)長成了蔥郁的密林，而根脈始終深植于那片他們一步步丈量過的土地。在知識獲取日益便捷的今天，這種“用腳做學問”的精神傳統(tǒng)，也許是一劑喚醒學界、業(yè)界的良藥，需要我們珍視和薪火傳承。

    （作者為陜西地礦綜合隊李文）